我牙疼，是从那天吃炒花生米开始的。
母亲从邻村回来，带了一小包炒得焦香的花生，说是换麦子顺带买的。那一口下去，我就感觉后槽牙像是被锤了一记——当时没敢吱声，硬生生咽了下去。
晚上疼得厉害，脸都涨红了。母亲一看急了，说：“明早带你去镇上看牙，不能再拖。”
我点头，却心里发虚。那时我从没单独去过镇上，小镇对我来说像是一幅模糊不清的地图，只知道有医院、有牙医，还有很多“不认识的人”。
第二天一早，母亲拎着一瓶花生油和两个鸡蛋，说要给村西头的婶子换点零钱，“你爸昨晚出门带走了二十块，只剩七块多，看个牙也不知够不够。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把外套扣好，心里忽然冒出一丝不安。不是怕疼，是怕尴尬，怕走进那牙医诊所时，医生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先交钱。”
母亲托村口的陈大爷带我一程。他要进镇卖鸡，捎我下车点。三轮车破破的，一路颠簸，我两只手死死抓着木栏。鸡在后头咕咕叫着，我的心也跟着乱跳。
到了镇上，我站在牙科诊所门口，好一会儿没敢进去。
那是一间用蓝色铁皮围成的小屋子，门口贴着褪色的“牙科”两个大字，里面隐约传来牙钻的“呲呲”声，像风钻在脑袋里搅。
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零钱，又摸了摸口袋里母亲用纸包着的鸡蛋。
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，是个年纪大约西十多岁的男人，头发己经斑白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干嘛？牙疼？”
我点点头，小声“嗯”了一句。
“进来。”
我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走进去，诊所里有一把铁椅子、一个老式的治疗台，墙上贴着一张牙齿构造图，像是小学自然课本里的画。
医生让我张嘴，看了几秒，说：“后槽牙蛀了，要补，一般人要三十块。”
我愣住了，半天没敢吭声。
医生察觉了什么，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你带了多少？”
我哑着嗓子说：“七块多……还有鸡蛋。”
医生没笑，也没嫌弃。他摇摇头，说：“唉，现在娃娃都这样，先治吧，别拖坏了。”
那一刻我有点想哭，不是因为牙疼，而是因为他没让我先走，也没说“带够钱再来”。
他小心地替我清洗牙洞，一边说：“以后少吃甜的，疼了就得早来看。”声音不大，却不凶，也不冷淡。
整个过程不到十五分钟，我却觉得像过了一天那么长。
治完牙后，我从兜里拿出那两个鸡蛋递过去。他摆了摆手，说：“拿回去，给你妈吃，她种地辛苦。”
我点头，走出诊所时，阳光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。镇上的街道灰蒙蒙的，早市还没散，人声鼎沸，但我心里忽然觉得，那条陌生的街巷，没那么可怕了。
回去的路上我没搭车，是自己走回村里的。
路上我看到不少人：卖糖葫芦的、蹬三轮的、穿校服的学生……他们有的和我一样大，有的看起来比我瘦弱，但他们都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像是知道自己要去哪儿。
我忽然意识到，那封信里姐姐写的“城市”“学校”“老师”，不是天上的东西——它们是有路可走的，只不过这条路，有点远，有点冷，也有点疼。
但，只要能走，就不算绝望。
到了家，母亲问我花了多少钱，我说：“医生说，下次再补给他。”
母亲没说话，只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又看了看那两个鸡蛋，还在我兜里。
“你没给？”
我摇头。
她叹了口气，像是既无奈又感动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年头，还有良心人。”
我没再多说，走进屋子，把那张镇上的诊所小票压进书里。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进镇、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善意，也是第一次，感觉自己不像个“被人看不起的穷孩子”。
那天晚上，我趴在书桌上写日记，写了一句话：
＞ “小镇不远，只要敢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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