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岁那年，我的世界彻底变了。
秋天刚过，冬天就像突然跌进屋里。那是个格外冷的冬日，冷得土地都裂了口，连牛都懒得出圈。
我记得那天晚上，奶奶把我带回家时，一反常态没吱声。屋里没开灯，母亲裹着破旧的棉被，脸朝着墙，背影看起来又瘦又小。我小声问：“娘呢？”奶奶没回，声音像被冷风吹碎了。
我是在第二天才知道带着妹妹出去了。
因为她的哭声尖锐又急促，从母亲怀里传出来，像是要把这个沉闷的家撕开一个口子。母亲的脸憔悴得厉害，眼圈黑得像抹了炭。她一边哄着妹妹，一边轻轻拍着她后背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有人听见就麻烦了。”
那时候，村里计划生育抓得紧。谁家多了孩子，轻则罚钱，重则大人被拉去“学习班”，孩子有的被送人，有的……没人敢说。
我听奶奶小声和邻居说过：“这年头，生个孩子像做贼。”
母亲生妹妹时父亲正好“出了事”——大人们从来不肯说清楚，只说“被人告了”，又说“被带走了”，我知道，他是进去了。那天之后，家里像被抽掉了梁柱，天塌了一块。
母亲要照顾刚出生的妹妹，也要应付不定时来敲门的计生干部。她不敢让我哭，不敢让妹妹哭，更不敢让自己有眼泪。有人敲门的瞬间，她就把妹妹抱进被窝，把我按在被子里，小声说：“别出声，千万别动。”
我在那一年第一次感到“害怕”这个词有了实感。
不是怕黑，也不是怕打，而是怕门口那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怕窗外传来的脚步，怕自己多说一句话就会惹祸上身。
白天，母亲很少离开那个炕角，妹妹贴着她的胸口，脸小得像桃核。她睡时总是不安分，一惊一乍。母亲几乎没法闭眼，眼底像涂了墨汁。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你乖一点，别哭，再哭就没命了。”
她是说给妹妹听，也像是在求自己命运网开一面。
我那个年纪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帮不上忙，也不敢乱动。
但我开始学会看事——比如，什么时候母亲的眼神是慌的，什么时候是麻木的；比如，哪个邻居爱打小报告，哪天来的人穿皮鞋，脚步沉，说明是“上面的人”；比如，妹妹的啼哭该怎么捂住，棉被压得太紧，她喘不过气，太松又怕被听见。
那个冬天，我学会了安静。
我开始会自己热剩饭，知道晚上要把灶膛的火慢慢添，不让烟冲上屋顶。奶奶白天去地里干活，家里就是我和母亲，还有那个总在啼哭的妹妹。
但我从未恨过她。
有时候，我甚至偷偷把手伸进被窝摸摸她的小脸。她的皮肤滑嫩嫩的，眼睛闭着时像两粒黑豆。我不懂她的未来会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从她来到这个家的那一刻起，我们谁都不能回头了。
母亲有时会抱着她，对着窗外发呆。她不说话，但眼神飘得很远，好像在盼什么，又好像，什么也不指望了。
我有时想问父亲的事，却总咽回去。奶奶说，男人的事我们不懂，等长大了自然知道。
那一年，我六岁多，父亲入狱，母亲守家。我站在冬日的院子里，踩着结冰的水坑，觉得天特别高，风特别硬，心特别静。
妹妹继续哭，哭声穿过墙缝，像一根根细线，缠在这个家每个人的心上。
但从那以后，她就是我生命里不可割舍的一部分。就像寒冬里的一团火，不够热，却让我不再孤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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