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冬天特别冷。早晨起来，窗纸上都是冰花，被窝外的空气仿佛能把人冻裂。父亲还是坚持让我去上学，不许迟到，说：“再穷，也不能让孩子没文化。”
我每天都要穿着棉袄、棉裤，一路小跑到村小学，嘴里哈着白气，手脚冻得僵硬。学校的教室是砖砌的，窗户玻璃有一半是裂的，风一吹，教室里就嗖嗖的响。我们靠炉子取暖，那炉子用的是劈柴，有时候生得不好，整个屋子都冒烟。
但就算这样，我还是愿意来上学。
因为在家，父亲越来越沉默，妹妹也大了，开始缠着母亲。奶奶老得快，话也少了。我有时候说个笑话，没人接话。可在学校，有说有笑，有我能赢的课间比赛，还有老师偶尔的夸奖。
尽管，我是那个穿得最破、吃得最差的孩子。
我永远记得那天，语文老师突然让我在全班面前背《望庐山瀑布》。我原本背得滚瓜烂熟，可一站起来，看到台下那么多眼睛盯着我，脑子顿时一片空白，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。
“你不是昨天会得挺好的吗？”老师皱着眉看我。
我低着头，脸发烫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我……忘了。”
“坐下吧。”老师摇了摇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失望。
坐下后，同桌悄悄推了我一下：“昨儿你明明会的。”
我没回答，只是低头盯着桌角发呆。那天中午，我没去打饭，躲到教室后墙边哭了一会儿。不是因为老师失望，而是因为我自己太争气不起来。
家里没人关心我成绩，他们只关心我“有没有饿着”，父亲每天一句“作业写完没”，但从来不问我写的什么。我觉得我的努力只是在自己心里活着，没人看得见。
首到有一天，父亲破天荒地来学校找我。
那天是家访日。很多家长穿得整整齐齐来学校，带点水果、饼干，有的家长跟老师说笑，还有的在课堂外窗边偷偷看自家孩子。
我看到父亲站在校门口，一身旧棉袄，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，手里提着一袋热馒头。那一刻，我竟想装作没看见。
但老师喊了：“王小虎，你爸爸来了。”
我硬着头皮走过去。父亲看着我，有点不自在：“你老师说，你这阵子背书退步了？”
我低着头，嗫嚅着：“我……不敢当众背。”
他没说什么，转身走了几步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：“怕啥？你小时候疝气那会儿，雪夜里都挺过来了，这点事，怵啥？”
我抬头看他。他眼神里没有责备，反而带着一丝鼓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他其实一首在看着我，只是不会表达。
之后的几天，我开始重新练习背诵，把课文抄在小纸条上贴在枕头边，饭后、睡前都默默念。有一次我在厨房门口大声背，父亲刚好经过，他没停，但我看到他嘴角轻轻动了一下。
那周五，我再次被点名上台，这次我抬头挺胸，一字不落地背完了全诗。老师点头，台下同学鼓掌，虽然掌声不大，但我记了一辈子。
回到家，我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。他一边磨刀一边“嗯”了一声，又说：“背书就得这么背，怕啥？”
母亲笑着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，说：“咱家小虎也能念书咧。”
那晚，我觉得家里格外暖。
炉火噼啪作响，妹妹在炕上咯咯笑，奶奶坐在窗边纳鞋底，母亲缝衣裳，父亲在桌前修农具，而我靠着墙，一边咬红薯干，一边念下一篇要背的课文。
十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觉得：我不是那个“穷得只会低头”的孩子了。
我可以抬头，可以被记住，也可以被肯定。
而我，也第一次意识到，读书，真的能让人走得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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