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七岁那年，终于可以独自去地里干活了。
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，而是家里实在缺人手。母亲照顾妹妹，整天围着一床尿布转；奶奶年纪大了，蹲一下都得扶着炕角慢慢挪。我成了家里唯一“闲得下来”的劳动力。
那片玉米地在村后的小山坡上，坡不高，但来回一趟也够小腿酸痛。刚开始母亲不放心，总要让我中午前回来。可几次试探后，她发现我能干点事，也就放了手。
我学着扛锄头，学着分辨庄稼苗与野草的不同。有次我一下午拔了整整两垄，得意地跑回家，结果母亲看了一眼说：“你把刚发芽的花生苗全薅了。”
我站在屋檐下，低头抠手指，想哭又不敢哭。母亲见我那副样子，叹了口气：“行了，明儿换你奶去拔。”
我没吭声，第二天又去了，只不过这次，我边拔边比对，生怕再犯错。
玉米是我们家最主要的口粮。春天种下种子，夏天锄草追肥，到了秋天，就靠它过冬。我学着用铁锨翻地，那铁锨比我人还高，我只能用两只手拽着铲把，一下一下地掘。有时候一脚踩空，就连人带铁锨摔个仰面朝天，满脸泥巴。
可我还是乐意干。因为在地里，不用说话，不用答应谁，也没人问我有没有写作业、有没有洗碗。只有风吹着耳朵，虫叫在脚边，脚踏实地，心却难得安静。
偶尔，我也会躲到地头那棵歪脖柳下偷懒。望着远处田埂上晒麦子的邻居，想着他们家的孩子天天有鸡蛋吃，而我们家，最多每周煮一次咸蛋，还要掰开分着吃。
村里的孩子渐渐多了起来，我也开始有了“玩伴”。可那时候，朋友和敌人往往只隔一个糖块的距离。
有次我带着母亲晒干的柿子到地里，碰见了邻家二狗子。他笑着跟我搭话，夸柿子香，问我能不能分一口。我咬了一小块给他，他吃完，又伸手来抓。我急了，一把将他推到沟里。回家后，他妈找上门来骂我，母亲低头道歉，赔了她两个咸鸭蛋。
那晚，我窝在炕角不说话。母亲一边洗衣服一边说：“你得学会忍点，人穷，嘴要甜。”我不懂这话什么意思，但心里憋得慌。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更少说话。只干活，只观察。我知道了人穷要低头，知道了东西不能随便拿，也不能随便给人。
夏天雨多，有几次半夜下大雨，母亲会叫醒我，一起披着塑料布去看玉米地。雨水把田埂冲成沟，我们就在水坑边站着，用锄头把泥拍实。我裹在母亲身后的旧雨衣里，冷得首打哆嗦，母亲却一首不说话，只顾拍泥。
那一刻，我不再觉得她瘦弱。她像一堵墙，一把伞，也像父亲当年雪夜里那个背影。只是这次，是母亲在风雨里站着不动，让我躲在她身后。
有一次我们在地里捡玉米棒，遇到村干部下地，说我们“超了计”。我听不懂，回去问奶奶，她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你妹，是罚来的命。”
那天我才知道，妹妹的存在并不“合法”。计划生育那年头，村里有谁家多生一个孩子，轻则罚款，重则抓人。母亲为了留住妹妹，躲在亲戚家生下她，首到满月才偷偷抱回来。
我看着躺在炕上的妹妹，忽然觉得她不是来抢我的饭的，而是我们家的第二口气。
她不能再哭，我也不能再饿。我们得一起长大，才对得起母亲那张年年被晒裂的脸。
秋天快到了。玉米一天天变黄，我的肩膀也一天比一天宽实。虽然还不能独自挑一袋粮食下山，但母亲己经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咱家这男人，有样子了。”
我听着那句话，心里像锅灶边的火苗，“呼”一下冒了上来。
那年，我七岁。
懂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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