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中午的阳光毒得像火舌一样，舔得人脑门发涨。我背着书包站在村头的槐树下，汗水顺着额角滴进脖子里，痒得难受。我没有走向学校，而是绕进了通往南坡的一条羊肠小路。
我逃课了。
不是临时起意。早上出门前，我就把书包塞了两本破旧连环画和半个馒头，留了条缝让母亲看不出异样。她只看我一眼，随口说：“下午记得交书费。”父亲正蹲在灶台边修火钳，头也没抬。我点了点头，出门时，心里却涌上一阵酸。
自从父亲回家，家里像是贴了一层不透气的塑料膜。每天都有人干活、有人烧饭、有人咳嗽、有人沉默，但就是没人说真话。父亲像个勤劳的影子，做着他以为应该做的事，可空气里有东西卡住了，谁都解不开。我不想回学校，也不想回家。
南坡的那口废井边长满了荒草，我躺在草堆上，望着头顶那一大片蓝得晃眼的天。知了还是没完没了地叫，我手里举着一本翻烂的连环画，看着里面的人物飞天遁地、拳打恶人，心却像泡在开水里的茄子——软塌塌的，没劲。
到了下午第二节课，我想象班主任推开门，点名时叫到我名字，停顿一秒，然后皱眉、写个叉。也想象几个同学偷偷笑，窃窃私语：“他又没来。”
我其实不讨厌学习，我讨厌被盯着——被老师、被同学、被课本里那些“你得出人头地”的句子盯着。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。可我又不甘心。
“我以后一定要出去，越远越好。”我小声对着风说。
风没回答。只有草叶摇动，像是谁悄悄应了一声。
夕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才从草堆上爬起来。全身像在蒸笼里滚了一圈，脑子发胀，嗓子干哑。我拍拍屁股，背起书包往回走，走到村口小卖部，赵婶正坐在门口剥毛豆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今儿不上学啦？”
我支吾了一下，撒了个蹩脚的谎：“老师家里有事，放早了。”
她笑了笑，没拆穿，只说：“你妈下午来买盐，还说你功课退下来了。”
我没接话，只点点头。
回到家天己擦黑，父亲正蹲在院里剥玉米，听见脚步声，他没抬头，只说了句：“吃饭吧。”
母亲没问我去哪，也没骂。她只把我饭碗搁在灶台边，比平常热了一点。我吃得慢，心里却乱得很。饭后我去挑水，刚扛起扁担，父亲忽然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跟你去。”
我们两个一前一后走在巷子里，月光照在他背上，像是给他披了一层旧棉被。他没问我逃课的事，只讲了一个跟地有关的事：
“前天把南坡那块地锄了，一年没人管，草根长得比庄稼还壮。”
我没作声。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锄掉是累，可也得锄，不然连庄稼也长不出来。”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他其实知道我没去学校。
回家的路上我一首低着头走，心里却像被谁轻轻拍了一下，疼，但醒了。
那晚我坐在堂屋里翻书，一页一页看得飞快，却一句也没记住。母亲从后院进来，擦着手，说：“别太用力看，灯油又贵。”
我没答，只点了点头。
那天，我第一次真正“逃离”了课堂，却也第一次想回去。
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再怎么逃，风吹过的地方也没有答案。那些写在课本上的难题，也许真的比生活要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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